1962年“大逃港”事件:十万人冒死奔袭穿越深圳边境偷渡香港
在历史的长河中,1962 年那场惊心动魄的 “大逃港” 事件,承载着无数人的生死抉择与时代的沉重印记。这一事件,不单单是一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,更是特殊历史背景下,人们为求生存而进行的悲壮抗争。
20 世纪 60 年代初,广东沿海地区遭遇了连续三年的严重干旱。农田里干裂的土地,如同一张张干涸的嘴唇,渴望着甘霖的滋润,却始终得不到回应。山地更是寸草不生,一片荒芜。
在深圳的上坪、龙岗、坪山等地区,饥饿的阴影笼罩着每一个角落。多数人被迫啃食树皮,以维持生命的基本需求;少部分人甚至在河沟里翻泥寻找野草,只为能多一口吃食。村头的水井早已干涸,只剩下浑浊的泥浆,家家户户都面临着无米下锅的困境。
深圳龙岗西村,在 1962 年春节前夕,就像一座被遗弃的村庄。曾经热闹的场景不复存在,十天前还有两百多人的村子,如今只剩下不到四十人。村民之间不再有往日的寒暄,人们的目光中只剩下对食物的渴望和对生存的焦虑。大家只是默默关注着谁家的炊烟还在升起,因为那意味着这家人或许还有一口吃食。牲口早已被宰尽,狗也不见踪影,整个村庄弥漫着一股绝望的气息。
此时,村干部试图维持秩序,却显得无能为力。派下来的干部在街头被饥饿的村民围堵,粮袋被抢走。数百人围着运米车,司机被拖下来,差点被愤怒的人群撕烂。这不是一场暴动,而是人们在绝望中为生存做出的本能反应。
1962 年春,一条传闻在深圳的多个村落迅速蔓延:“香港开边境了,冲得快就能活。” 在饥饿的驱使下,没人去核实这一条消息的真实性,也没人质疑它的可信度。成千上万人怀着对生存的渴望,开始向南边逼近。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 —— 活下去。很快,又一条消息从蛇口一带传出并迅速扩散:“香港开了口子,能过去的都吃上饭了。” 这一条消息就像一针强心剂,让那些在饥饿中挣扎的人们看到了希望。邻村有人没回来,大家就明白他们可能进了香港。谣言不仅传得快,还精确得惊人,甚至连细节都有,比如 “香港正在过节,边境只封三天,抢得快能活,晚一步就完了”。
饥饿的压力让人们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逃向香港这一条路上。大批村民开始集结在通往深圳河的土路上,大望、沙头、莲塘、上水、盐田等地的道路上挤满了人。这些人中有农民、教师,他们平日里有着各自的身份和责任,但此刻,在生存面前,一切都变得不重要了,唯一重要的是谁能跑得更快,冲过边境。
有人带上孩子,希望能给孩子一个更好的生存机会;有人带着绳子和轮胎,作为渡河的工具;有人甚至赤脚出发,临走前只喝一口米汤,把衣服缠上塑料布,只为了防水。5 月初,深圳蛇口水道一夜之间被挤爆,超千人趁夜冲入海中。他们用塑料桶、竹筒、木板作为漂浮工具,在水下是淤泥、水面是黑压压人群的环境中艰难前行。现场喊声不断,尖叫、咒骂、求救声混成一片。有人在混乱中被踩进泥中,再也没有浮上来。西湾大桥下,铁丝网被剪出缺口,缺口边是枯草堆,枯草下掩埋着三具尸体,他们脸部浮肿,手指还扣在网边。旁边只留下一句话:“别走这条,水深。”
五月初,红树林地带因为滩涂水浅、杂草茂密,成为了逃港者的焦点。某夜,大批逃港者趴伏在泥地里,手中紧握简陋的救生工具,如轮胎、油桶、用空汽水瓶捆成的浮袋,等待着出发的信号。一声口哨响起,数百人集体起身冲滩。有人呼喊着 “往南,贴着水道跑,别直冲铁网”,但一旦冲出,大家便各自分散,往不同方向逃窜。然而,多数人没能成功越过边境。有的被铁丝挂住,有的被泥潭吸住,还有人在翻山时滑落断崖,尸体卡在乱石下。
梧桐山下就发现了多达十一具尸体,都是青壮年,死因均为坠崖或失血过多。蛇口水路、罗湖涵洞、沙头角树林,这三条被称为 “逃港三线”,每一条路上都流淌着逃港者的鲜血。其中,涵洞最为危险,很多人被装进蛇皮袋,趁夜被推进下水道。出口狭小,空气稀薄,一旦前面有人卡住,后面的人也只能继续被推。一个七岁女童被塞进涵洞后昏迷,出来时面色乌青,已无了呼吸。
被抓住的逃港者当场就会被遣返。卡车满载着他们,几十人一车,一趟趟送回深圳河畔。下车后,他们会被统一剪发、拍照、遣返,没有一点记录。返乡者还要剃头,挂上写有 “非法越境者” 的木牌,用墨水写在胸牌上。整个五月,平均每天有 4000 人试图越界。深圳河段的浮尸一度无人清理,部分沿岸渔民出于不忍,主动拖出尸体,埋在乱石岗。
5 月 14 日,港英政府发布命令,规定非法入境者一律遣返,不予审问、不作记录。政策公布当天,上水、落马洲、罗湖三地警力大增,5000 余名军警、特勤、宪兵配合部署。现场布满了警棍、警犬、卡车、铁网,直升机在边境低空巡逻,夜间探照灯彻夜照明,草丛里藏不住任何人。每十米设一个岗哨,每个岗哨都配有警犬,双层交错的铁丝网高达三米,顶部还缠着倒钩。罗湖站一名港警值守 12 小时后形容这里 “不是边境,是战场” 。
5 月 20 日,落马洲口岸发生了首次正面对抗。三百余名逃港者强行攀网,前排的人用木棍撬网,后排的人托举垫脚,面对警犬的扑咬,他们用泥浆泼脸。冲突持续了 11 分钟,6 人被抓,4 人坠落摔伤。当晚,港警配发催泪弹、橡胶弹,以 “低致命控制” 的方式处理大量冲击者。
从 5 月下旬开始,每日平均遣返人数超过 2000。解决方法统一,先押送至边境,再用卡车送到罗湖桥,由大陆边防接收。车门一开,逃港者就被统一剃头、登记、挂牌。有逃港者曾连续三次被遣返,第四次好不容易进入九龙,脚刚踏上旺角街头就又被巡逻警察抓回。
在香港本地,对逃港者的情绪也在急速恶化。劳工组织警告,新移民的涌入会压低工价、挤占住屋。九龙深水埗的建筑工会甚至声明,若政府不封边,他们将罢工抗议。6 月 3 日,太子道一处工地就出现了集体罢工,十余名工人围堵现场负责人,原因是工头雇了五名新来的逃港者,还把工资压价一半。港英政府开始采取高压手段,全面封锁难民消息,任何报社不得刊登 “非法越境者” 照片,记者也禁止进入边界地带。
6 月 12 日,一位英国牧师在沙头角协助救援时,被拘押三小时,他所带的干粮被视为 “协助违法”,当场被销毁。封锁一直在升级,救援也慢慢的变难。
尽管封锁严密,但仍有部分香港组织悄悄开展援助行动。6 月中旬,九龙多间教会、私塾、村社合组了 “边境临时赈济会”。这个组织不登记、不挂牌,只为逃港者送饭。从元朗开出的小货车,夜里在罗湖附近空地卸下写着 “粥米、咸菜、食盐” 字样的干粮包,用布包好藏于草堆。
每日深夜两点,他们无声投放物资,无人接应。然而,一旦被查获,货车就会被扣、人会被遣返、物资会被焚毁。有一次,货车司机李姓男子被港警追赶,冲入水沟摔断了腿,货车也被烧毁。他曾对附近村民说:“只送一次饭,不够人吃,但总比饿死强。” 更多物资则来自地下渠道。荃湾码头有渔船定点向红树林滩投物,船只不上岸,只在指定坐标甩包。木船挂着白旗,装着衣物、干饼、净水,还会留一张字条:“渡不过的,就等雨停。”
在边界另一侧,那些没能成功进入香港的逃港者滞留于 “夹层地带”。这里既不属香港,也不归内地,他们躲在芦苇丛、废墟、岸堤、土丘之间,不敢轻易行动。这群人被称为 “悬空人”,他们白天趴伏,夜里才敢移动,全靠偷食、接济生存。在罗湖下的草堆中,曾发现用捡来的尼龙袋、树枝支成的 “塑料棚”,一家六口窝居其中。孩子发烧三天,却没有一点办法,无水、无火、无身份,女人只能用雨水洗衣,用泥水煮饭,男孩只能翻垃圾桶找烂菜叶吃。6 月 18 日,沙岭东山坡发现 3 具尸体,均为饿死者,他们腹部干瘪、面容蜡黄,旁边还放着没煮透的野草。甚至有逃港者主动暴露位置,希望被抓遣返,只为了 “至少回去还能吃一口粥”。
英国《观察家报》驻港记者公开撰文称:“边界外是人,界内是制度。一个文明社会不该因边界而选择谁能活。”1962 年的大逃港,不是一次普通的迁徙,而是数十万人在饥荒中用身体撞开边界,以命换生机的悲壮之举。
他们不是叛逃者,而是在饥荒中挣扎的父母、儿女,是为了求一口饭吃的农民与工人。这场逃亡没有旗帜,没有号令,只有最本能的求生欲望,它让人们看到,在生死边缘,“活着” 是如此重要,也让我们正真看到了特殊历史时期人们所经历的苦难与挣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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